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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干部扩大会议旧址——洪祖正故居位于哪里

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干部扩大会议旧址——洪祖正故居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干部扩大会议旧址洪祖正故居位于晋江市英林镇埔顶寮村路沟路3号。

1947年1月12日，中共闽浙赣区党委作出《关于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的决定》。随后，全省各地区纷纷开展爱国游击战争。同年8月28日，区党委总结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失利的经验教训，并作出《闽浙赣人民斗争特点与闽浙赣人民游击战争的指示》。

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英林镇埔顶寮村洪祖正故居召开干部扩大会议。集中学习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黄国璋在会上传达省委“八二八”指示精神，许集美、朱义斌、郑种植分别总结泉州中心县委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隐蔽根据地”、“党的建设”等方面工作情况和经验。会上对工作区域进行重新划分和具体分工，同时决定把中共沿海区委划归闽中地委直接领导，并改称为中共运伙区委，由闽中地委委员祝增华负责。

洪祖正故居是一座砖石结构、五间张二护厝的闽南民居建筑。面宽18．11米，进深12．5米，占地面积约230平方米。

信息来源：惠安县委党史研究室

英林镇：英林镇位于晋江市南部沿海，面积29.公里，人口4.4万。英林的优越地理位置，拥有独特的侨乡优势，目前已发展成为璀灿的“闽南服装名镇”。服装纺织业和矿产业是英林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全镇现有服装加工、纺织化纤以及其他服装产业相关企业1100多家，成为晋江市乃至全省的主要服装加工基地和原辅料集散地。全镇形成了西装、西裤、T恤、

已婚惠安女腰上扎的是什么

惠安女服饰是极具特色的妇女服饰之一，它以黄斗笠、银腰带、蓝上衣、宽黑裤为主要特点，展示女人身材曲线美和阿娜多姿的神态 ,令人百看不厌，领略无穷的美感，成为许多人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成为当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福建泉州惠安县惠东半岛的海边，有个特殊的族群，就是惠安女。她们以奇特的服饰，奇异的婚俗闻名海内外，有人说她们是少数民族，有人说她们是汉族。这一带的7个乡村总共只有几万人，虽然她们只是惠安县人口的一小部分，却引起了海内外许多学者的广泛的关注。她们的形象随着文学艺术家们的摄影镜头、诗歌和音乐走上了银幕，书刊、报纸和五线谱，一直从中国走向了世界。人们把她们的花头巾、短上衣、银腰带、大筒裤，戏称为“封建头，节约衫，民主肚，浪费裤。 惠安女特殊服饰，可分为崇武城外、山霞和小岞、净峰两个类型，不同的是，前者斗笠较大、厚、重，边沿稍有弯曲；后者斗笠较细、薄、轻、小。后者也蒙上头巾，但头巾上缀有红色小花蕾，中青年妇女多把双辫子折在头顶的两侧，包上头巾似有梭角的感觉。手上也提有**竹篮。在头顶前方还别着一至三把塑料梳子，未婚青年妇女头发还留有刘海。惠安女头戴的斗笠涂上黄漆，具有防日晒雨淋作用。花头巾为四方形，一般是白底上缀绿或蓝色小花，或是绿或蓝底上缀小白花，折成三角形包系头上，有挡风防沙、御寒保暖和保护发型等作用。 每天在崇武做导游的惠安女谢聪慧都这样打扮自己，尽管她不太清楚这种服饰是谁传承下来的，但是惠安的女人视其为美，她也就穿上这种约定俗成的服装了。这种服饰是哪个民族的呢？仔细观察，人们会发现惠安女服饰的色彩与样式和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服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她们戴上斗笠，有点像黎族人和京族人。她们短小的上衣，特别像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服饰。惠安女喜欢穿青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从色彩上看，和云南水族的服装几乎是一样的。逢年过节妇女们都梳蝴蝶型的发式，因为蝴蝶是古代百越族崇拜的图腾，那么惠安女和古代百越族有什么关系呢？人们众说纷纭。确实是有人这样说，这种根据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这个地区从1951之后的十几年间，发现了一些少量的古代百越民族生活的痕迹，在惠安女生活的大山乍村的山上也曾发现一处所谓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些东西据考古分析，在两千多年前，在福建这里生活着古代百越族人，主要是闽越人。 一百年前的清代末期到20世纪20年代， 惠安女穿的上衣，腰胸宽大，衣摆长至膝盖，腰间系条百褶裙，这种服装在古代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当时的裤管就很宽大，和现在的裤样相似，中国各地农村的男女都穿这种汉族人常穿的裤子，那时妇女的头上没有戴斗笠和头巾，戴的是这种重达10多公斤的头饰。 出门时蒙上黑纱的，是新婚和没有生育的妇女，为了躲避见到陌生人和自己丈夫用的遮羞布。这种黑纱只有睡觉的时候才摘下来，甚至在夫妻睡觉关灯时，才摘掉，它使一些夫妻在路上相遇，丈夫都没有认出对方是自己的妻子。到了20世纪40年代、民国时期，惠安女服饰的风格有一次大的变化。原来过膝的上衣下摆，逐渐缩短到臂部，但是还没有短到露出肚脐。这时妇女的头饰已变成用黑布包头，不戴花头巾，也不戴斗笠。惠安女的服饰有了更明显的变化，那是在1949年之后，她们的上衣越裁越短。这是谁发明创造的呢？据说这种变化来自1958年的。当时全县青壮年妇女集中起来修建鸟坛水库。正是在艰苦的劳动中，为了遮风挡雨，惠安的妇女不得不学习其它地区的妇女，戴起了头巾和斗笠，不料这一戴就再也摘不下来了，成为吸引人们注目的风景线。 时刻不离身的斗笠里藏着女人家的许多秘密。海边的气候变化多端， 尤其是在惠东半岛的海湾，有时刮起海风特别冷，可是为什么惠安女的上衣却越做越短呢？在和惠安女接触时，我们发现衣服越短，未婚女人腰间的彩带和已婚女人的银腰带就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据说银腰带是男人送的结婚聘礼，它能展示家庭财富的多少。也许这就是节约衫越做越短露出肚脐的原因吧！对于惠安女服饰的起源和发展过程，郑文伟，这位曾经在大学担任过教授的县委书记有一些自己的看法。20世纪50年代后，惠安女的结婚头饰不再是沉重的金属饰品和黑布，而是用绸布制作的红绣球，美观又轻巧。在不同的时代，她们的结婚服饰也不尽相同。 惠安女的结婚服饰随着时代不同， 其样式也不同，婚俗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惠安女有一个长住娘家的习俗，她们结婚三天以后就要回娘家长住，一年里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清明的时候，还有中元节，就是七月十五，还有冬至和农忙的时候回到丈夫家，另外就是生了孩子以后，长住到丈夫家。 这种男人长期在外捕鱼，打工，女人在家从事副业和农业，从而形成的长住娘家的习俗。长住娘家的习俗，过去给许多惠安女带来不幸，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旧习俗有了许多变化。 新娘迈过火炉走出娘家的祖屋， 是惠安女传统婚俗的一个程序。据说，红色的火焰预示着新婚的生活红红火火。像传统的习俗一样，新娘通常都会梳着非常奇特的头饰。只有在结婚的大喜日子里，惠安女才能梳这样漂亮的头饰。它是由五、六个心灵手巧的妇女，梳理了四个小时才成功的。可是如果新娘子不小心把它弄乱了，自己一个人不可能再把它梳好。那为什么这些妇女要给新娘梳成这样难以整理的头饰呢？这里存在着什么奥秘呢？原来，在过去长住娘家的婚俗中，它对新娘的新婚之夜有监督的作用。据说新娘结婚三天后回娘家。如果人们发现她的头发乱了，同辈的姐妹们就会讥笑她。因此为了保持发式整齐不乱，通常新娘在新婚的三天三夜都不躺着睡觉，千方百计避免和新郎睡在一起。 惠安女下身穿的裤子， 凡四、五十岁以上妇女多穿汉装“旷（宽）裤”，年轻妇女多穿裤管宽大的西装裤，用黑色线布或尼龙布制成。腰部扎有红、蓝色塑料裤带，已婚者常加上银裤链，宽度由一股至八股不等，以多股为佳。裤式腰围小、臀围大，裤筒仅为三十厘米，既美观又便于劳动。 此外，年长的惠安女还有在门牙两侧各镶一颗金牙做装饰的习俗，现已不再盛行。 崇武一带的男子多出外谋生或出海打渔，惠安女自然成了建设家乡的主力军。她们开公路、修水利、种田地、补渔网、敬公婆、教子女，里里外外一把手，真可谓全能媳妇。惠安女因美丽、勤劳、贤惠和一身奇特服饰而著名，不仅成了崇武古城的一道独特民俗景观，更为崇武古城增添了难以言表的魅力，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清末怪杰辜鸿铭 乱世风流，民国大师的乡愁

晚清末年，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人？这是一个没在中国长大，却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的中国人；这是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却热衷于推广东方文化的学者；这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却一直留着古董辫子的老古板。

辜鸿铭可谓一代“怪杰”，他精通八九门语言，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那个年代，学界，不，是整个中国，这个东亚都弥漫着一种“西方中心论”。洋人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洋人的学说都是正确的，东方的东西都是落后的，糟粕的。可这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辜鸿铭却不是这样，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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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 “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直到1885年，辜鸿铭第一次“回”到了中国。

在中国，有两个地方对于辜鸿铭来说是有些特殊的。一个是他的祖籍，一个就是他任教北大，生活了五年的北京。

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实在不是我卖关子，而是一桩悬案。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因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考证材料，往往基于猜测而莫衷一是，大致有福建漳州海澄、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数说。“漳州海澄”一说大概依据槟榔屿华人移民大多来自漳州海澄，如《槟榔屿华人史图录》即称槟榔屿辜氏家族来自“漳州海澄”，但并无历史文献加以证实；后三种说法——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较为流行。近现代史学者黄兴涛说：“关于辜氏的祖籍是福建，这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所属地区上则有不同说法，除了‘同安’说外，还有‘厦门’说和‘晋江’说，辜氏曾自称‘厦门辜汤生’（TomsonAmoy）。‘晋江’说最早出自王森然，见北京图书馆馆藏《辜鸿铭评传》稿本，现有关晋江人物志，也有把辜鸿铭列入的，但持‘同安’说的人较多，最早的有《清史稿》和辜氏好友罗振玉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同安说较确。”（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评传》）黄兴涛的判断是对的，但依然缺乏考证支持。

闽人历来重视家谱，但辜鸿铭家族自数代前便已迁居南洋，其家谱在福建已不传。但换一种思路，遍寻与槟榔屿早期华侨有关的中英文史料，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实际上，20世纪最初数年，伦敦的阿诺德·怀特和任职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的H.A.卡特怀特就一直在为包括英国海峡殖民地在内的英属马来亚编辑一部资料可靠而翔实的志书《英属马来亚志》，而负责撰写其中人物志的H.C.罗宾逊（H.C.Robinson）为马来亚雪兰莪博物馆馆长，不仅熟悉地方掌故，还热衷搜集本地望族的资料（如家谱一类）。该地方志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人物志在“KohSe?angTat”下列出了槟榔屿辜氏家族四代谱系。“KohSeangTat”即辜鸿铭的堂兄辜尚达，为槟榔屿辜氏家族第四代族长，靠鸦片起家，成为槟榔屿首富和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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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逊记录的槟榔屿辜氏家谱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个家族的祖籍地：“来自 中国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关辜厝村 ”。 “同安关”为“同民安关”之简读。同民安关为阻隔福建南北的小盈岭的唯一关隘，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从同安前往泉州府的商旅士子的必经之路。到清朝为防范“海寇”而实行“迁海令”，将沿海之民内迁数十里，小盈岭关隘更成了“断绝山海之勾连”的重地，不仅设有驿站税口，还部署了兵卒把守。

“同名安关”本为“同民安坊”，为南宋大儒朱熹任同安主簿时于小盈岭隘口修筑，作为南安同安两县界标。坊额所嵌“同民安”石匾即出自其手书。石坊于清雍正年间圮毁，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同安马巷秀才林应龙倡议改建已颓塌之石坊为关，并撰《改建同民安坊为关劝捐序》，得到同安知县吴镛的大力支持，遂于同民安坊故址设关隘，以“卫民固圉”（吴镛《改建同民安坊为关记》）。

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 却不是出于什么考证，2004年2月10日，辜鸿铭在台湾的堂侄——原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的太太严倬云女士回闽寻根时，为惠安螺阳辜氏宗祠题字：脉承惠安。自此，惠安也就成了比较靠谱的那一个。去年七月，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鸿铭纪念堂（即辜氏宗祠）内举办了纪念国学大师辜鸿铭诞辰 160 周年活动。

不论具体在哪里，其实于辜鸿铭本人而言并不多么重要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祖辈的迁徙难觅其究竟，所谓祖籍，也不一定就是“根”，时间长了，不过是一个乡愁时的符号。而北大，给了辜鸿铭一个乡愁的具象。

北大任教六年，辜鸿铭居住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6号。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

据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介绍,辜鸿铭的故居“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从24号院门进去找寻,24号楼和30号楼之间还留有一片植有草木的停车场,也不知这里是否就是辜鸿铭当年踩过的土地。现在的柏树胡同,没有柏树,更没有椿树了,倒是有不少槐树,而辜鸿铭故居连同其门牌号码也一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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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辜鸿铭的确是一位我们不应忘却的历史人物。查辜鸿铭的年谱,1907年他随同张之洞进京任职外务部,到后来任教北大,最后于1928年去世,期间除了在上海、青岛、日本短住外,他生命后期的20年差不多都在京居住。一些著名人物包括国际著名作家毛姆、芥川龙之介、泰戈尔,都拜访过椿树胡同(现为柏树胡同)他的“晋安寄庐”。但由于从五开始,辜鸿铭作为保皇派、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被批判,其学者地位和价值长期被忽略,其故居自然难以保护留存,现在胡同铭牌上能留一名,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辜鸿铭的辫子是民国初年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对这道“风景”作了生动的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梁实秋对此描写得更生动：“先主喜征逐之乐，顾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有人说辜鸿铭的辫子情结代表了他的保守、顽固。这只是说出了部分道理。实际上，辜鸿铭保守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文学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一个代表。”他把“文明的西方”称为“四夷之邦”，他的“另类形象”是对现代文明的“另类”。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们且不去评价辜鸿铭的如何“另类”，单就他的勇于抗争、勇于坚守，便是今日中国人所不及的，因为抗争和坚守在今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中已经绝种了。

但他的“另类形象”为时人所不容，也遭来许多嘲弄。当年，辜鸿铭拖着辫子在北大讲课，引来学生哄堂一片。辜鸿铭却对学生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类似的话后来他在台湾也说过。在台湾讲学过程中，“当他老兴勃发时，便会叨叨不绝的谈些令人捧腹的话，衣冠很奇特，老是穿着一套蓝布长衫；戴着红顶的瓜皮帽子，还留着一条长辫，初看起来，谁相信他是一个中国留学外国的老前辈呢？他有时还痛骂着人家：‘你们以为穿着西装，留着时髦头发，便够摩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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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不仅学问超群，作为北大的教授，他的课也深受学生欢迎。辜鸿铭的教学，同样很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在课堂上哗众取宠。他的古怪离奇的风格和搞笑的作派在今天肯定是不合格的教师，肯定要被“下课”的。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辜鸿铭在北大第一次遇到胡适，就发生了冲突。要知道，胡适是杜威的弟子，获得36个博士头衔，他的新潮思想使得年轻的留美博士一夜爆得大名，正是红得发紫的时候。可辜鸿铭与胡适一见面，劈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胡适说：“在北大教书。”辜鸿铭说：“我们是同事。”又问，“是教什么的？”胡适说：“教西洋哲学史。”辜鸿铭于是改用拉丁语和胡适说话。胡适说：“对不起，我不会拉丁语。”辜鸿铭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他还批评胡适学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胡适挺窝火，从此，这两位大师就结下梁子了，经常打口水仗和笔墨官司。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总是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上课是不用教材的，即使有教材，那也是摆设。因为他头脑里装的知识实在是太多了，他的思想太活跃了，的教材怎么能让他看得上？他上第一节课，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穿着脏兮兮的长衫，引来学生爆笑不止。他在第一节让学生翻开page one（第一页），一直到学期结束，他还是让学生翻开page one。他讲英国诗，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幽默诙谐，嬉笑怒骂。讲到得意处，他要么唱段小曲，要么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因此，他的课总是最受欢迎。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每次上课都要先跟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二）学生如果背不出书，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的可趁早退堂。他给学生布置的英文作业，也挺绝，居然让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

作为教师，他形象和作派是不合格的，但他教给学生最多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比循规蹈矩的教师，要优秀，更遑论那些照本宣科、了无思想的教师了。辜鸿铭之能够在中国大学之翘楚的北京大学当教授，自然归功于校长蔡元培。没有蔡元培，即无辜鸿铭。今日中国大学教授何其多，但大师却无一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少蔡元培式的教育家当大学校长，恐怕是重要的原因。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如今，还有不少人会谈起辜鸿铭的小辫子和他爱小脚的奇怪癖好，却忘记了在那个礼崩乐坏，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这个长相并不十分中国的固执老头对这世界发出声音，他反对崇尚利益的西方哲学，让东方文明在西方世界开花，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艾恺在用中文写成的《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一书中评价说：“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如今想想，只剩下疏狂之举被后人铭记的辜鸿铭，何尝不悲哀呢？如果说常人的乡愁是一个具象，那辜鸿铭的乡愁，大概是一个叫“中国”的理想之乡。